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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苗子谈民国人物:王新衡、王明、戴笠、蔡叔厚跌宕起伏的故事李

时间:2019-08-02 20:53  来源:未知   作者:admin   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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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新衡(1908—1987),浙江慈溪人。早年曾被选派至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,与蒋经国同学。返国后投身军政界,初在南京创办苏俄评论社,出版《苏俄评论》月刊,嗣任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指导员、处长。

  抗战期间任军统香港特别区少将区长、行政院上海市统一委员会秘书长等职。抗战胜利后曾任保密局上海站站长,后任“立法委员”。1949年去台,曾任南方执行部主任委员。后转入企业界,历任亚洲水泥公司董事长、远东纺织公司常务董事。

  黄苗子:那时俞鸿钧一方面让我当这个当那个,另外一方面,他说我的人不够,你一定要参加“国大代表”。当时我哪敢呀。快到解放的前半年,王新衡来找我,他说他军统不干了,他跟蒋经国商量过,蒋经国叫他跟吴铁城讲,搞一个立法委员当,问我能不能帮忙。我说没有问题,我能够帮忙。

  我那时是上海中央秘书处主任,我告诉吴铁城,蒋经国有这个意思。吴铁城说没问题。一个礼拜天,吴铁城派一个保镖,拿一封信亲笔给我:“黄祖耀先生 亲启。”然后有两个圈。里头是一封信“请面交王新衡”,说你的票在上海已经出来了,是×千万票,你可以放心了。

  王新衡高兴极了,不到一个礼拜,果然发表了。他把蒋经国和我们俩请到家里,庆祝一番。口头上说不干军统了,但实际上他一直干下去,他没办法不干下去。

  冯宗萼在重庆和我讲,郑介民派个人来找我,让我和你加入军统。事实上我要加入军统很方便,戴笠来经常坐在我旁边。我几次运动都要提到王新衡,陈铭德说,苗子啊,你不要提及王新衡的交代问题。

  我是如何认识王新衡的呢?我是唐瑜先生介绍的。当时《十日杂志》是军统办的,拉拢一批像我、张光宇、鲁少夫、叶浅予等,王新衡也常去。是三层楼,二楼是客厅。我那时先和叶浅予在南京住过一个时期,住了几个月。我离开中央局,还没有进机要室,我那时不想做官,就想写作、画画,但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有时在那吃饭,王新衡那时也常去,他学问很好,我也不知他是军统里的。

  黄苗子:他是中共党员。他不只一两次跟我讲他的历史。在武汉时派他去俄国留学,蒋经国和他是同班同学。两三年之后,他跟一个漂亮女子恋爱,但这位女子和另外一个党员也有恋爱关系,那个人是王明,拼命说王新衡坏话。

  一天,王明找他,拿着十块美金给他:“党没钱,你拿着这钱回中国吧,在中国再找关系,有人会跟你联系。”俄国货船到青岛,把他塞到空啤酒桶里。

  回到国后举目无亲,一点办法都没有,吃饭都很困难。最后他自己写稿子,在报纸上写苏联见闻,靠一点稿费度日。然后从青岛回到上海,开始找关系。但也不好找,以前有一点关系的人都不知他是党员。

  有一天在新闸路碰到一个人,碰一碰他:“你是王新衡吗?”他说我是。那人给他一封信后就走了。王新衡打开一看,上面写着“王新衡开除党籍”。气得王新衡不知如何是好。

  当时正好戴笠在招兵买马,要找一个懂俄文的人做翻译,当时他有几位朋友在军统,他写信给戴笠,说我愿意参加。那些人也跟戴笠讲让他进军统。他先做翻译,然后盯哨,后来慢慢地上去了。他是宁波人,于是派他到上海。

  黄苗子:整个站的站长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全都归他管。当时说沈醉是上海负责人,其实不是,沈醉是受王新衡的指挥。

  我跟张某太密切了。我当时一般在二楼会客厅。有一天我上三楼找他,他正在睡中觉,一看桌上,把我吓一跳,“南京基隆巷 戴雨农先生收”。戴雨农就是戴笠。我也不拆穿他。他后来跟我说,他这辈子最喜欢的工作,就是将来打完仗以后,回到南京,在南京大学当个教授,因为我喜欢演戏等。他和夏衍的关系也很熟。

  郁风:我第一次认识王新衡,就是和夏衍在一块儿。我们那时在香港中环大道上,我和夏公在一起,碰见了,就跟夏衍走。

  黄苗子:有一次在香港,我还是《国民日报》经理的时候,去看吴铁城,看完了出来了,一个人在皇后大道晃来晃去。忽然三个人迎头而来,拍拍我,一看,再一看,王新衡,再一看,夏衍。他们问你到哪儿去?我说我没地方去,想去吃饭。说,走,一起走。于是一起去吃中饭。把我弄得很窘很窘,他们无所谓,漫天瞎地,无话不谈。看到那个女招待胖胖的,给她画了张漫画像:“送给你!”

  黄苗子:不是。当时国共合作,至少双方是不同道的,但是不是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。说是被王明开除了。因为最后,不单夏衍,还有一个叫蔡叔厚,大家都叫他蔡老板,以前在上海开一个工厂,做霓虹灯的,以前夏衍在那儿干过,解放以后他是上海机电一局副局长。

  蔡叔厚,原名肃侯,字绍敦,浙江诸暨陈蔡人。出生于湖南华容,9岁时随母返回故里。1916年,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,受聘于孝丰造纸厂,继至上海为机电工程师。1921年秋,考取留日官费生,学习机电专业。不久,考入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。

  1924年,毕业回国,创办上海绍敦机电公司,拟以工业救国,结果大失所望。1927年冬,加入中国。不久,调中央特科工作,掩护并协助李强等人试制出中国掌握的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,并以绍敦机电公司为的交通联络机关。在的形势下,先后掩护过李维汉、、、夏衍、匡亚明、冯雪峰等数十位同志,称之为党内的“孟尝君”。

  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后,协助党中央安排部分人员撤出上海。1932年,蔡叔厚调共产国际东方组工作,获取部署第三次“围剿”的战略情报,并按月秘密拍摄兵工署绝密文件。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,但因其所在单位负责人被捕要处理善后事宜而未能成行。

  其时,电机公司迁址,并改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。次年初,因联系人突然调离,与组织失去联系。此后,虽与刘少文、潘汉年建立工作联系,但后来方知未接组织关系,竟作为党外人士对待。在此期间,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,曾保存过方志敏烈士遗稿,积极参加左翼文化活动,帮助阳翰笙、于伶创办昆仑电影公司。

  解放前夕,利用社会关系,活动于汤恩伯等高级将领之间,保释了一批进步人士出狱。他与国民政府上层人士陈立夫、汤恩伯和军统少将王新衡都是“莫逆之交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蔡叔厚多次向组织反映要求解决党籍问题,但因受潘汉年、杨帆冤案牵连,一直未获解决,以民主人士身份,历任上海市电影管理处处长,市公用局、机械局、机电一局副局长等职。

  “”期间,被诬为“特嫌”,为“中央专案组”立案逮捕。1971年5月6日,含冤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。1980年9月,中共上海市委为其平反昭雪。1983年3月,中共中央组织部恢复其党籍。

  黄苗子:蔡老板也是经常到王新衡家里去。有一天,我在国务院的时候,蔡老板碰见我,说王新衡有什么消息。我说没有。他说想跟他联系。不久,王新衡在香港挨了一枪。他从外地回来,上楼时,枪从后面射来。

  我再谈“打老虎”时谈王新衡,因为跟他有关。他那时候管金融。突然打电话给我,在上海一个很漂亮的公寓里,里面一个人也没有,他正在收拾行李。他说,苗子,我要走了,我告诉你。他让我先到那儿等他。已经很晚了,我要走了,他说我现钱也不够,将来到了台湾,大概官也没法做,只能靠存款过日子,他说他只有五十来万美金。你呢?

  抗战期间广州《救亡日报》合影。前排左起:茅盾、夏衍、。后排左一潘汉年、中为郁风,右一司徒慧敏

  我说我才十万美金不到,现在这种情况我也只好走,到香港去。他说你有夏衍。我说夏衍那么小的官哪儿管得了我。这是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见面,后来在香港我们又见过几次面。当时我还告诉他,你走了,把我害苦了。

  上海临陷前夕,所有财政机关中、中、交、农四个银行(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农业银行)全都要求老板发安家费,说你们都走了,我们怎么办?三四千人围着中央信托局不走。

  中央信托局局长沈熙瑞是我的好朋友,把我拉到他那。知道沈熙瑞要走,就把他包围住,一直包围到半夜两点钟,非要一根小黄鱼,六十个银元(先是八十,后来减到六十),一起发,当天晚上就发。没办法,我们几个副局长跟我一起,只好打电话给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,他是中央信托局的董事长,中央信托局隶属于中央银行。

  刚开始不答应,一直到两点钟,才同意取。于是我就告诉大家已经解决了。派几个代表,我就和几个副局长到中央银行金库里把金元券、银元全拿出来了,当晚每人就分了。我们轻松地出了一口气,不止我们,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农民银行同样要求,都只好同意。一下子发了不少钱。

  过了一个礼拜,我去参加中央信托局一个同事的婚礼,下午三点钟,公安局派一个科长来找我,请我去公安局一趟。我说什么事情。来人说毛局长请,我们也不知道。还有一个副局长罗吟圃。

  我们两个人都去了公安局,我们去的时候是下午四五点钟,也没有吃饭。几个大银行家已经在那里了,中国银行的宋翰章、交通银行的陈采六,加上我们两一共六个人都抓去了。说我们“扰乱金融”,限我们把钱弄出来,不然你们就坐牢,而且不能离开这儿。

  我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,每一个人发出去的钱又怎么能拿回来呢?而且当时是有人批准的。不行,局长就是这样命令你们的。商量半天也没办法。

  当时中央信托局的一个副局长押运物资到崇明岛,蒋经国在崇明岛,派船送到台湾。他知道蒋经国在崇明岛,就偷偷地和我说,你不是和蒋经国熟吗,你可以打电话给他。我说我没有他的电话。当时俞鸿钧老早就去了香港。

  后来那位副局长问到了蒋经国在崇明岛的电话,我打电话给蒋经国,没有人接,最后还是崇明岛的一个人接了,我说我是俞鸿钧的秘书。他好像认得我,后来直到三点钟才打到蒋经国处。“噢……噢……等着吧……试试看吧……看他们是什么态度。”等了半个钟头,那位科长出来了,说局长考虑过了,你们具结担保,一个礼拜内收回。

  我们六个人商量了一下,一个礼拜内收回,那根本不可能,但只好签字。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才放出来,放出来后又戒严,也不能走。我当时有个朋友住在公安局对面的汉密尔登大厦里,我打电话给他。我说对不起了,我们要来你客厅当“厅长”了。

  我也不告诉他情况,只说有六个人,我们在公安局,详细情况见面再说。我说我就在你对面的公安局,你下楼来。他下楼一看,吓坏了。于是我们六个人在他的客厅里呆到早上六点多。

  在广州,我们住在河南路,有一天半夜,我正在睡觉,突然间吴铁城让阿宝叫我下楼,他穿着睡衣,我也穿着睡衣。他拿了一根鞭子指着我,说我接到吴子祥的电话,说你在我身边搞“少壮派”。

  我说“冤枉”,我们从来没有,我们几个年轻人来往,我说我们做过什么事情你都知道。他说算了,以后小心点。吴子祥厉害得很。当时俞鸿钧和吴子祥好得不得了,当时俞鸿钧如果不巴结二老爷,就根本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好,他的秘书也没法做。

  黄苗子:到了台湾他是“行政院长”。俞鸿钧临死前告诉他的英文秘书谢清瑶,他说如果黄祖耀在我身边,我也不至于这样。谢清瑶千万百计找到我告诉我这句话。后来俞鸿钧的女婿到处找我,要出一本纪念俞鸿钧的册子,里面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人写的,非要我写一篇不可。我只好写了,不提他的政治,只写他的为人,他如何关心我,感情多么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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